時間追溯至2008年,與同行友人道別後,我便踏上中歐之旅的最後一站─奧地利(Austria)。
面對如此直接的問題,這位年輕人也以同樣態度述說他的看法,他認為整件事件就是悲劇,德國政府汲取歷史教訓,在提醒國民不要重蹈覆轍。對他們這一代來說,話題已變得有點老舊,不過並不代表他們不重視。年輕人還特別提及他的父母,在二戰結束後,他的父母正是成長在重新建立的國土上,當時,父母上的課也會檢討二戰時所帶來的影響,整個學習過程非常理性,亦了解檢討的重要性。到他這一代,他已不再為日耳曼人的身分而自豪,投票也不會投予右翼政黨。最正是我們一直認為德國產品優良、精確,他說也是,不過人們卻一點也不flexible。我想勇於承認自己國家犯下的錯誤,這些正是國民教育所必須的條件。
至於當代德國,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,東西德的整合令到新德國整體經濟下滑,因此兩德之間仍有一定芥蒂。是晚我們的話題也圍繞德國電影《Goodbye Lenin!》(港譯︰快樂的謊言)、《The Edukators》(港譯︰大教育家),奈何他對後者不太認識。
唯一遺憾,是當年沒有問到這位年輕人留下聯絡方法,說不定大家可做long term friend。這次是我首次向一位德國人問及二戰的態度,對我來說,帶點緊張,卻為完成這充滿人文氣息的交流興奮不已。
所謂人文教育,我想這類交流已能體現吧﹗
雖已事隔數年,但那些年既難得又深入的文化交流是整個旅程的點晴之處。
片段已開始褪色,不過我記得對話是發生在薩爾斯堡(Salzburg)的hostel。那晚,當值的是位德國男生,他從祖家來到鄰國奧地利工作,為的是比起祖國便宜的學費。後來與一些新相識的德國遊客聊起,他們也說不少年青人為節省學費支出,會選擇到奧地利升學。
當晚,這位年輕receptionist與我聊起歷史來。我告訴他台灣與大陸的不同,以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,當然這些複雜的議題加上我結結巴巴的英語,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,甚為難懂。終於,我鼓起勇氣問了一道對德國人來說頗為敏感的問題,就是德國人對二戰的態度。片段已開始褪色,不過我記得對話是發生在薩爾斯堡(Salzburg)的hostel。那晚,當值的是位德國男生,他從祖家來到鄰國奧地利工作,為的是比起祖國便宜的學費。後來與一些新相識的德國遊客聊起,他們也說不少年青人為節省學費支出,會選擇到奧地利升學。
面對如此直接的問題,這位年輕人也以同樣態度述說他的看法,他認為整件事件就是悲劇,德國政府汲取歷史教訓,在提醒國民不要重蹈覆轍。對他們這一代來說,話題已變得有點老舊,不過並不代表他們不重視。年輕人還特別提及他的父母,在二戰結束後,他的父母正是成長在重新建立的國土上,當時,父母上的課也會檢討二戰時所帶來的影響,整個學習過程非常理性,亦了解檢討的重要性。到他這一代,他已不再為日耳曼人的身分而自豪,投票也不會投予右翼政黨。最正是我們一直認為德國產品優良、精確,他說也是,不過人們卻一點也不flexible。我想勇於承認自己國家犯下的錯誤,這些正是國民教育所必須的條件。
至於當代德國,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,東西德的整合令到新德國整體經濟下滑,因此兩德之間仍有一定芥蒂。是晚我們的話題也圍繞德國電影《Goodbye Lenin!》(港譯︰快樂的謊言)、《The Edukators》(港譯︰大教育家),奈何他對後者不太認識。
唯一遺憾,是當年沒有問到這位年輕人留下聯絡方法,說不定大家可做long term friend。這次是我首次向一位德國人問及二戰的態度,對我來說,帶點緊張,卻為完成這充滿人文氣息的交流興奮不已。
所謂人文教育,我想這類交流已能體現吧﹗
美國人珍視的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(The Sound of Music),原來歐洲人不知為何物。 《The Edukators》於2005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 《Goodbye Lenin!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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